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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愛爾蘭裔美國詩人、作家托馬斯·林奇（ThomasLynch）的另一重身份是接手家族事業的殯葬人。殯葬人，顧名思義，就是與死亡打交道，或者說是靠他人的死亡為生的一份職業。你我作為生者，對死亡這一嚴肅議題總會帶有恐懼、忌諱、敬畏等復雜情感，這也使得我們常以一種獵奇的眼光打量那些站在生與死之間的殯葬行業從業者們。《殯葬人手記》以散文式的筆觸，展現了一位殯葬人的日常工作及在漫長二十年時間里累積的對于生死的思考。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林奇父親過世后，林奇和兄弟是如何為至親完成殯葬過程，并從中感受到生命之意義的。林奇這樣寫道：哀悼可以看作反方向的浪漫。如果你愛，你就會哀傷，絕無例外，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之分。如果死被看作我們急欲擺脫的厭惡之物，那么，生命和生者必定遭到同樣的對待。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林奇對生命延續和循環持有的根本理念也從中可見一斑。死亡的儀式涉及一個生命的全部價值，這些價值為生者所賦予，反過來，它也為生者提供了一個參照物，引導著我們對待生命的態度。這是一個殯葬人的視角，也同時是一位詩人和一名天主教徒的視角。以一個殯葬人的視角，尋求生與死的意義文托馬斯·林奇節選自《殯葬人手記》我們的事，我們之所為，我們之所在，總是離不開死亡、垂危、哀傷和永別，這是人生、自由和追求等一系列光彩奪目的名詞的柔軟的下腹部。我們面對的是生死離別和最后的致意，還能有什麼？父親曾和他最親近的朋友開玩笑說：為你躺下所做的最后安排。在贈送客戶的小禮品，如火柴、塑料梳子、雨帽上，父親印的字是尊嚴服務。而且他喜歡引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黨人格萊德斯通的名言。這個老格寫到，通過人們照料死者的方式，他能以數學的精確，衡量出他們對國法的尊敬程度，那口氣就像新派的共和黨人。當然啦，格萊德斯通生活在那樣的時代，生活在那樣的英格蘭，葬禮一向大鳴大放，性卻是極端的隱私，雖然英國佬滿世界搶劫盜挖異教徒的墳墓，以便充實大英博物館的珍藏，但他們的確干得紳士派頭十足。我猜父親大概是在一次冬季會議上聽說格萊德斯通的。后來我一直想，格萊德斯通，還有我父親，他們說的一點兒沒錯。三年前的明天，父親死在佛羅里達灣的一座島上。那時他并不是在參加冬季會議。自從母親過世，已經很多年了，他沒再去過。他和一位女友合住在一套公寓里，那位女士一貫高估花樣百出的性生活的治療力量，或者說，她只是低估了老頭兒心臟病的嚴重程度。我們都知道，這樣遲早要出問題。失去母親的頭一年，父親鎮日坐在椅子上，哀傷難解，等著自己的最后一天。后來他開始出去和女人約會。我們兄弟都為此高興，姐妹們則驚訝地合不上眼睛，她們覺得到底還是兩性相吸的力量大。在找到女伴后的兩年里，他的心臟病每半年大發作一次，像時鐘一樣準。他每次都安然無恙，除了最后一次。我能聽到他這么說，四次躲過三次，到頭來你還是完蛋。他受夠了。至今我還記得大衛·林的影片《日瓦戈醫生》的結尾：醫生說日瓦戈的心臟已脆若薄紙，有一天他在莫斯科，坐在巴士上，車過街角，看到一個年輕女人在路邊走，以為那是心愛的拉拉。他掙扎著下車。病犯了，氣喘不過來，他松開領帶，跌跌撞撞地走到人行道上，只走了兩步，栽倒在地上，就這樣死了。死亡追逐愛情，愛情正是我們以死相求的東西。這次是我父親，不是在邁下一輛巴士，而是從浴室里出來；也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佛羅里達的大波卡島。但他追逐的同樣是愛情，一直追到死。接到父親女友的電話，我們知道怎么做。我們兄弟早有這個心理準備。我們有個裝著涂油工具的旅行箱，里面手套、藥水、針頭一應俱全。在機場，安檢人員仔細驗看我們的行囊，他一定以為我們打算造一枚炸彈，或是用標著遺體外科器械字樣的小箱子中一整套他們從未見過的不銹鋼器具劫持飛機，我們免不了大費口舌，解釋又解釋。到達父親被送去的殯儀館，館里的師傅問我們，真的打算親自動手，料理自己的父親？如果不行，他會很樂意叫一位他們的涂油師來。我們告訴他，一切都沒問題。他領我們進了殮房。熟悉的瓷飾和瓷磚，明亮的燈光，一個為對于死亡毫無道理的恐懼而準備的整潔的科學實驗室，它向人們顯示，從生到死是何等容易。我們曾多次向父親保證，等到他過世，兒子們一定親手為他涂香油，為他穿壽衣，挑一口好棺木讓他睡進去，為他寫訃告，聯系牧師，準備鮮花，安排守靈，舉行彌撒和葬禮。我想不起來是在什麼場合向他這樣保證的，或許我們只是心照不宣。自己的葬禮輪不得他安排了，現在是我們來安排。盡管他主持過幾千次葬禮，卻從未提過自己的葬禮要怎么辦。每當問及這個問題時，他只說，到時你們會知道怎么辦。我們是知道。說到我們對遺體的態度，有句不過一具軀殼的口頭禪。初出茅廬的教士，多年的老朋友，好心安慰人的親戚，為他人剛剛遭受的痛苦感到難過，不知說什麼好，脫口而出的往往就是這句話：只是一具軀殼呀。你帶父母來看他們在車禍中喪生、或是遭人殺害、遺尸荒郊的女兒時，你會聽到這句話。說話的人本意是勸解，而他面對的卻是無法安慰的場合。在親人為死者哀傷欲絕、泣不成聲之際，總有一些焦急的好心人，很無知地開口：想開點吧，這不是她，只是一具軀殼罷了。有一次，一位圣公會教堂執事用這句話勸慰喪女的母親，險些被她一記迅疾的耳光打翻在地。那位患白血病死掉的女孩才十幾歲。母親說，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她才不過是一具軀殼，至于現在，除非我另有所說，她就是我女兒！她這么說，正是重申人們長期奉行的由生者宣告死者之死的權利。正像我們通過浸禮宣告生者之生命，情人通過婚禮宣告愛情一樣，通過葬禮，我們彌合了死亡的發生與死亡的意義之間的距離。這也是我們賦予短暫而難忘的人生以意義的方式。我們為引導生者、死者和所愛的人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而創造的種種儀式，重在其意義而非表演過程。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功能障礙已成為一個關鍵形容詞，一具停止運轉的軀體自然一無用處，它表明的功能障礙遠比花邊小報和脫口秀連篇累牘的性愛和其他雜七雜八的功能障礙更有說服力。我們可以這么說，一具不再運轉的軀體，是我們得到的一個人不復存在的證據。一個人不復存在，不再活著，那是什麼樣的讓人難以置信的狀態呢？尼安德特人第一次為死者挖掘墓坑時，最早想到這些問題，我們如今面對死亡仍然會想到：生命就是這么一回事？這意味著什麼？為何他是冰冷的？有一天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嗎？所以，面對遺屬的悲傷，絮絮叨叨地重復那不過是什麼什麼的陳詞濫調，就如我們看到一個女孩作完化療，秀發脫落，卻只感嘆一句哦，不過是一個頭發不好的日子一樣蒼白無力。或者說，我們對她往生天國的希望，就建立在基督不過從死者中復活了一具軀體的信仰上。為了贖救世人的罪惡，如果基督不是選擇十字架，而是選擇了承受喪失自尊的痛苦，那將如何？如果他從死者中復活的不只是一具軀殼，而是他自身的理念，他的自身，又將如何？他們應該為此修改日歷？為此發動十字軍東征？為此燒死成千上萬的女巫？復活節涉及的無非是肉和血，沒有深刻的象征，沒有意味深長的隱喻，沒有一切微妙之處。如果基督復活的，不像保羅指出的那么意義重大，那怕只差一點，那位教堂執事，還有我們一些人，將無事可為，人們將返回到以星期六安息日，沒有戒齋只有理智的節食，更不會有圣誕節。新近死亡者的遺體既非瓦礫殘渣，也不是偶像或精華。他們恰如孵化中的幼鳥，將轉變成一種新的存在，銘刻著我們的姓名和日期、我們的形象和一切相似之處，在我們兒孫的眼睛和耳朵里，就像我們誕生的消息聽在父母和祖父母的耳中一樣清晰真切。對于這樣的新事物，溫柔一些，細心一些，體面一些，乃是明智的。父親身體平躺的情形以前自然也見過。到頭來常常是在加護病房，為他的冠狀動脈作了搭橋手術之后。他躺在那里，一副無助的樣子。但從前不是這樣。從前他是個大男人，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舉著我的弟弟妹妹蕩著玩；在他第一家殯儀館的辦公室穿一身三件套黑西服，條紋領帶，烤花皮鞋，胡子刮得干干凈凈，坐在椅子上打盹；或是在浴室里，一邊洗澡一邊唱：從蒙提社馬的皇宮到的黎波里的海岸。他在南太平洋染上的瘧疾后來曾多次發作。在我童年時代，父親像整條街上所有的父親一樣，是不可戰勝的。他某一天會死這樣的觀念，在我少年時無異于胡說八道，當我二十多歲時心里慢慢產生了恐懼，到我三十多歲，那已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等我四十多歲，人到中年，它成了事實。此刻，他直挺挺地躺在邁耶斯堡安德森停尸房的涂油臺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腳跟呈顯出注射防腐劑后的藍色。我注視著他，心里想，這就是我父親死后將會出現的模樣。很快，如同一扇門在你身后砰然關上，時態一下子變成了無從逃避的現在：這就是我父親，死了。我和弟弟擁抱在一起，失聲痛哭，為我們自己，也為在密歇根家中的其他弟妹。然后我吻了父親的前額，他尚未成為一具軀殼。接著，我們按照父親當年教的方法，一步一步開始工作。父親的遺體很好伺候。雖然患有動脈硬化癥，循環系統狀況仍然相當好，使得涂油十分容易。由于死前剛洗過澡，身子很干凈，胡子仔細刮過。他不是那種長期患病臥床的人，身上沒有治療留下的斑痕和各種輸液的管子。這樣的死正是他希望的。那天他在海灘上為孫子們揀貝殼，也許還和同居女伴開開心心地玩過一場盡管她從未談起，我們也沒問，只是希望有這么一回事。我們按摩他的手、胳膊和腿，使藥液流貫全身。藍色慢慢從他的指尖和足跟消失，藥液流遍全身，使他的遺體足以保存到我們和他永別。我覺得我是在為他做事，盡管他已經死了，再也感受不到別人的關懷。他的身體上保留著一些個人歷史的印記：刻著我母親名字的刺青，那是他二戰時期十八歲當海軍陸戰隊員時請人紋下的；完美的三角肌，我過去常常看到他用母親的染眉油把它涂黑，那時他比我現在還年青，我則比我的孩子還小；還有他做五胞胎分離手術留下的疤痕，他從未取下過的防空射手勛章，母親送給他作為四十歲生日禮物的印章戒指。為了買戒指，我們全都往一個罐里存錢，直到存夠五十元。父親胸毛重，毛色灰白，腳裸卻光溜溜的，頭頂微禿，好多男人都是這樣子。我在民航客機的頭等艙，在理發店交映的鏡子里，沒少見這樣的禿頂。為父親涂油使我想到，我們送走親人，最終也會和他們一樣。最后我不得不承認，將來我死了，或許就是這樣子。父親大概是在一次冬季會議期間開始思考他的職業的意義的。他總是對我們說，在南北戰爭時期，為死者涂抹防腐油是禮節之所必需。無數人死在遠離家鄉和親人的地方，絕大多數是男人，是士兵，在美國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收尸人在緊挨戰場的帳篷里，盡力所能為陣亡將士的尸體消毒、防腐、整合，合上死者之口，縫合身上彈洞，將殘肢斷體拼接起來，好把他們送回家，交還給他的父母妻兒。花費這么多功夫，花費這么多錢，全是基于一個觀念：死者需要一個體面的葬禮，或者更準確地說，活著的人更需要他們，在一番儀式之后將他們埋葬或火化，在上帝或其他神明面前予他們以贊頌。父親說，死者的遺體之于葬禮，就像婚禮中的新娘、施洗時的新生兒，是必不可少的主角。于是我們把死者帶回家。運回他的遺體，將訃告傳真給當地報紙，通知牧師和教堂執事，訂購鮮花，訂制墓碑。我們要做很多事，無法一一述及。退回到一九六三年，記得父親曾說，舉行葬禮，打開靈柩，讓吊唁者瞻仰死者的遺容，目的是讓我們直面死的現實。我想他是在一次同業會議上聽人這么講的。杰西卡·米特福德的《美國式死亡》剛剛售出一百萬冊，伊夫林·沃已在《愛人》中探討過這個問題，酒會上的話題也轉向野蠻儀式和病態的好奇。殯葬業者協會搶著插足。摩登的神職人員、教師和心理學家異口同聲地說，這樣做符合感情的需要，從心理上講是正確的，它達到了一些目的。在這方面，歷史記錄相當不錯。幾千年來，我們作為人類種族，而不是殯葬人員，一直或多或少地做同樣的事：一邊俯身挖坑一邊仰望，試圖尋找出其中的道理，安葬死者經過那么多程序，就是要表明，他們曾經生活過，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別于一塊石頭、一棵杜鵑花、或一只猩猩，他們的生活值得敘說和回憶。不久發生了肯尼迪遇刺事件，兇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也死了。這一年的十一月底我們安葬了他們。對于大多數嬰兒潮一代的人，他們是我們生活中遇到的最初的死亡。當時的電視劇，星期五是《槍煙》（Gunsmoke）獨領風騷，周日晚則是《牧野風云》（Bonanza）稱王稱霸。但肯尼迪的死是活生生的現實，正是我父親常年掛在嘴邊的死亡的現實。雖然我們都目睹了他的靈柩和送葬隊伍，目睹小約翰向父親致敬，看到肯尼迪的遺孀杰姬戴著墨鏡，可我們絕大多數并沒有親眼看到他的死。直到多年以后，尸檢的影片公映，我們涌向電影院，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此前社會上一直傳言，肯尼迪并沒有死，他被固定到某種神秘的、昂貴的器具上，沒有大腦，卻還能呼吸。影片使我們相信，他確實死了，但我們仍然難以置信地將他奉為英雄。當然啦，一旦我們在影片中看到他死去，看到他的臉，他的遺體，他又成為凡人一個：可愛但不完美，令人難忘但確實已死亡。每當我看到同代人不辭辛苦地教育子女，試圖讓他們懂得，在意大利餡餅和巨毋霸漢堡之外，還有家庭價值，我就想，格萊德斯通也許是對的。我想父親也是對的。他們懂得，生命的意義與死亡密不可分，哀悼可以看做反面的浪漫。如果你愛，你就會哀傷，決無例外，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之分。如果死被看作困擾或煩惱，死者被看作我們急欲擺脫的厭惡之物，那么，生命和生者必定遭到同樣的對待。快餐葬禮，快餐家庭，快餐婚姻，快餐價值，這正是老派英國人格萊德斯通所說的數學的精確，也是父親所說的，我們應當知道做什麼。因此，照料父親的死，照料他的遺體，對我而言，和守候子女的出生同等重要。電視脫口秀《奧普拉》的專家，說這是一種治療；《唐納休》節目的專家，則稱之為宣泄；而在《杰拉爾多》中，可能是在他身上留下永久的創傷；莎莉·杰西什麼的，或許還會提到良好的選擇，口氣一如他們在談論男人接生，為嬰兒換尿布，或女人的自尊問題，以及約會強暴者。事實上，這與選擇、功能或心理正確無關。對于一具遺體，它還能有什麼選擇？這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我們偏要逆之而行，按前人已經做過的去做，因為這正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不必標新立異，不必千方百計尋找理由，盡管我們這代人似乎總是決心這么做。注：題圖及文內圖片出自電影《永遠》。《殯葬人手記：一個陰森行業的生活研究》托馬斯·林奇著三輝圖書外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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